發布時間：2025-08-01
2025年8月1日，著名流體力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天津大學教授周恒先生安然離世，享年96歲。
認識他的人總說周恒先生是天大校園里最犀利、最睿智、最具風骨的天大先生之一。
他是力學界不老傳奇，在流體力學穩定性理論、湍流研究等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開創性成果，為我國力學學科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他是北洋園年資最長的先生。年過90還騎著單車奔赴辦公室的背影，是天大校園里最美的學術風景。94歲高齡仍關心教學改革、關注科研動態，經常與學生討論科學問題。那份矍鑠的精神與專注的神情，讓每一個走近他的人都深深感受到：真正的學者，永遠在追尋真理的路上步履不停。
他是流體力學家，研究是“理“，卻窮其一生主張理工結合。他倡導科研人員從實際問題提煉科學問題，以研究成果解決技術難題并推動新技術產生，以理論突破回應國家需求。
他睿智、犀利，又冷靜、客觀，面對問題，不迷信權威，敢于動真碰硬。他發表了破“五唯”的檄文，為破“五唯”奔走呼吁，對科學評價體系的重構做出了貢獻。
他對科學、對真理矢志追求；對祖國、對教育忠貞不渝；對學校、對學生滿懷深情。周恒先生是純粹的天大人，是踐行實事求是、敢于實事求是、堅持實事求是的天大先生。
“縱觀我這一生，應該說基本上是順利的。能做的已經完成了。” 周恒先生完成了“任務”，平靜地走了，沒帶走一片云彩，只留下大先生沉甸甸的背影，供后來者仰望與追思。
以理論突破回應國之所需
周恒祖籍福建浦城，1929年生于上海。彼時的中國風雨飄搖，時局困頓。8歲那年，抗戰爆發，他同家人遷往江西南昌，隨后又輾轉贛州、貴州獨山、貴陽、重慶等地。
“每遷到一個新地方，父親都力求為我們找好的學校，這對我和兩個姐姐的一生都有深遠影響。” 他的父親曾是中學教員，深知教育的力量，即便在顛沛流離中，也從未放松對子女的教養。正是這份堅守，讓周恒得以在亂世中延續學業，未曾中斷求知的腳步。但輾轉遷徙的艱辛、山河破碎的刺痛，在他心中悄然埋下了一顆種子 —— 興學以強國，唯有知識能筑牢民族的根基。這份信念，在日后漫長的歲月里，成為支撐他一生的精神脊梁。
抗戰勝利后，1946年夏，剛讀完高二的周恒，在自學了一部分高三課程后，到上海試著投考大學，沒學過物理，他就在考試中學習，經歷了三次失敗后，同時考取了同濟大學和北洋大學（天津大學的前身）。最終，他選擇了北洋大學。在解放天津的戰火中，他參加了護校隊，把北洋大學——這所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順利交到人民手中。
1950年，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績畢業，并留校任教。兩年后，周恒被調到力學教研室工作，從此走上了力學教學和研究的道路。23歲的周恒第一次站在講臺上，開講的第一門課就是理論力學。
1956年，歸國不久的錢學森在北京開設了“工程控制論”課，天大推薦幾個青年教師去學習，授課地點在中關村，每次往返路程要花費近9個小時，只有周恒硬是憑著一股鉆勁兒堅持了下來。“那時很辛苦，但錢先生講得非常好，深入淺出，對我后來的教學和科研都有啟發。”當年暑假，他就試著在錢先生講座中提到的最優控制領域做一些研究，把講座中提到的已有成果向前推進了一步。當他把結果寫信告訴錢學森時，得到了錢先生的鼓勵。1957年初，中國力學學會在北京成立，周恒在會上報告了自己的成果，得到好評。這是他研究生涯的開端。錢先生還讓周恒每周三天到位于北京的中科院自動化所，親自指導他做科研，直到“反右”運動開始。
此后，周恒深耕流體力學，倡導綜合運用不同力學分支理論創新來決實際問題。
“創新應源于工程技術需求，科研人員需從實際問題提煉科學問題，以研究成果解決技術難題并推動新技術產生。”以理論突破回應國家需求，周恒在流體力學穩定性理論、湍流研究等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開創性成果：發現了流行30多年的流動穩定性弱非線性理論的根本缺陷，并提出對應的改進方法；利用流動穩定性理論，闡明了壁湍流中產生相干結構的原因；面向航空工程需求，從理論上提出新的工程解決思路，發現了邊界層轉捩過程的機理；改進了超聲速邊界層轉捩預測方法；提出了改進超聲速、高超聲速湍流邊界層氣動熱計算模式的方法……為我國力學學科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進入21世紀，考慮到航空航天技術發展的迫切需求，周恒與同事逐步將研究重點從不可壓縮流體的流動轉向可壓縮流體的流動，進入空氣動力學領域。 “基礎研究的發展是從需求中來的，要從解決需求中提煉新的科學問題。”周恒認為，力學雖屬基礎學科，但其自20 世紀以來得到了較大的發展，這與技術領域的需求緊密相連——尤其是航空航天技術不斷向力學提出亟待攻克的新課題，正是這些來自實踐前沿的挑戰，為這門基礎學科注入了強勁的發展動力。
“面向國家實際需求，將工程中的問題拿到科學層面來解決，同時豐富了科學的內涵，這是最高級的創新。”周恒先生和他的學生們一直秉承著這種思想，實事求是，開展面向國家重要需求的真正的創新研究。
理工結合 做有用的研究
彌留之際，周恒先生囑咐自己的學生“我病了，已經不能討論問題了，少來醫院，沒有意義，多和一線專家聯系，他們更了解工程實際情況。”
“在論文中發明一堆理論新詞沒有意義。”周恒先生一直倡導理工結合，做“有用的科研”。在他看來能從根本上解決實際問題的理論創新，才是過硬的科研成果。“用上了”就是他對成果的最高評價。
上世紀70年代，周恒受邀解決導航儀上“氣體動壓軸承二自由度陀螺儀”制造問題。這段和技術工人聯手攻關的經歷對他觸動很大，“實際的陀螺儀不是像理論力學書中那樣的一個簡單的轉子，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需要綜合運用不同力學分支的知識來解決實際問題。這說明,技術創新不可迷信書本,要親自實踐才能取得真知。”這段科研經歷周先生對學生講、對校領導講、對青年科研工作者講，他倡導做科學研究要“理工結合”，91歲高齡還開講座，宣講理工結合的科研方法，且科研方向要面向國家需求。
“周先生希望我們做的研究能夠面向工程實際，對國家有用，所以經常建議我們要多和這類的專家交流，了解實際情況，而不是紙上談兵，寫寫文章。”天津大學機械工程學院教授蘇彩虹是周恒先生的學生，現任天津大學高速空氣動力學研究室主任。
20世紀90年代，周恒轉入超聲速、高超聲速流相關問題的研究，將關注的目光投向航天技術領域。“造飛行器，跟造馬車、造船不一樣，靠從實踐中慢慢試錯、再一點點改進的路徑不現實，要讓數據模擬先行。而且隨著計算條件的改善，我們會越來越多地利用直接數值模擬結果作為發現新現象和檢驗理論結果的基礎。”周恒不斷呼吁力學工作者要面向重要工程技術問題，提煉出新的力學問題，這樣既有助于新技術的發展，又能開拓新的力學領域。他自己也身體力行，幫助青年教師開展空氣動力學新問題的研究。
“力學研究要面向實際需求。”周恒在從事流動穩定性研究時，一直有一個堅定的研究目標，那就是對航空航天技術發展中迫切需要解決的轉捩預測難題做出實質性貢獻。
流動穩定性與層流-湍流轉捩預測在科學上是一個百年難題，又是發展航空航天等技術所不可回避的問題。周恒院士開啟了我國在這一難題上的研究并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團隊的研究成果，不僅在力學界得到肯定，也同時得到航天部門的認可，其中一些成果已進服務于實踐。
2014年，周恒得知我國在發展新型飛行器時發現現有的計算空氣動力學不能給出足夠精確的空氣動力學參數時，便和張涵信院士共同分析了可能的原因，提出了稀薄氣體力學的新思路、新方法。這是該領域少有的由中國人提出的新問題。從2017年開始，他建議并具體幫助一位青年教師開展了這方面的研究。此時，他已85歲，進入了一個對他來說的全新領域——稀薄氣體力學領域，并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2019年10月底，由中國空氣動力學會發起的“中國流動穩定性與轉捩研究40年：成就、機遇和挑戰”研討會在北京召開，而這場匯聚了業內同仁的研討，更藏著一份特別的心意 —— 以此祝賀周恒院士的 90 華誕。我國從事航天空氣動力學研究的主要單位“中國空氣動力研究與發展中心”及“中國航天空氣動力技術研究院”的領導及有關專家；北大、清華、上交、浙大、北航、國防科大等高校有關教師；科學院力學所、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中國航天科工飛航技術研究院、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第二研究院等專家共140余位參加了會議。群賢畢至，頭腦風暴，這次會議既是祝賀周恒院士90華誕，也是對天津大學高速空氣動力學研究室多年來深耕不輟的高度肯定。
實事求是 不迷信權威
實事求是，不迷信權威，有獨立思考之精神，是周恒給學生們的不言之教。
1981年，正在進行流動穩定性非線性問題研究的周恒，到英國做訪問學者。他到訪的，正是流動穩定性弱非線性理論的最早提出者——斯圖爾特教授執教的大學。周恒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解除或至少放寬其方法在應用層面所受的限制，再設法將弱非線性理論推廣到三維問題上。“但我堅持做下去的結果，竟然是最終否定了原來的弱非線性理論。我發現，有不少地方，理論提供的結論與實驗結果不符。”在權威面前周恒沒有退縮，敢于質疑，又經過4年多的研究，他終于弄清了原來的弱非線性理論出現問題的原因，也相應地提出了改進辦法。
周先生認為，研究是不怕犯錯的，自己會犯錯，同行會犯錯，權威專家也會犯錯。論文第一作者的頭銜不能說明什么，一切理論都要接受實踐的檢驗。而且很多時候，犯錯和“證偽”也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必經階段。他所做的工作，在當時得到了英國同行以及著名科學家錢偉長先生的肯定。
很多學者是站在自己的優勢上創新，但周恒不是。一旦判斷某個研究方向沒有價值了，他就會重新學習，因此他轉了很多研究方向，被媒體譽為“力學不老傳奇”。
“他會不停地思考，不停地探索新的問題，面對復雜的新課題，他愿意一點一點去學，一點一點弄清楚，他也很樂意和年輕人探討科研中的具體問題。”天津大學機械工程學院青年教師陳杰2017年加入周恒團隊，在她眼中，周先生是一位愿意不斷突破自身局限的師長。
在《我的科研經歷》一文中，周恒把自己的科研生涯分為5個階段，從偏重數學的純理論，到解決陀螺儀不穩定問題進入空氣動力學，再到超高音速流，周恒的每個階段都是對前一階段的迭代升級，重新出發，絕不固步自封。
不迷信權威，不沉迷成績，周恒甚至向著深陷“五唯”沉疴的學術評價標準發起了挑戰。
“評價標準就是指揮棒，如果方向錯了，國家的科研就會走彎路。” 周恒先生跟力學界的幾個好友一直呼吁“破五唯”，前前后后好幾年，寫了五六篇文章，給國家建言獻策，要求改變科研成果的評價標準和方法。老科學家們持續不斷地呼吁有了回音，從2018年2月開始，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通知，要改變人才評價機制、科研成果評價體系。看到這樣的消息，周恒先生很高興，“現在終于看成果了，當然中央發文不是我們幾個人的功勞，是國家與很多有識之士共同努力的結果。”
“丟棄五唯，有了更好的評價機制，就能激發青年人的創新能力與熱情。”這是周恒堅持破五唯的原因與動力。
學者風范 先生風骨
2021年，一條“92歲周恒院士騎自行車去辦公室做科研”的短視頻迅速走紅，登上熱搜。那個在科研路上不徐不躁、篤行不怠，從年輕到暮年的背影，詮釋了科研人的信仰與堅定，引發了公眾對大先生的深深敬仰。
“好學生不是教出來的，是學出來的。”做了一輩子老師的周恒不好為人師，卻甘為人梯。他很忌諱旁人說“某某在周恒院士的影響下取得了某某成就”。“成就都是人家自己拼出來的，怎么就是受了我的影響呢？”他總這樣坦誠直言，“我只是該干什么就干什么，做好自己的事。”在七十余年的教學生涯中，周恒始終保持著謙遜平和的學者風范，無論是對待青年教師還是青年學子，都傾囊相授，并以身為范，有榮譽、有機會就給年輕教師鋪路。他不居功、不炫名，只用一輩子的踐行證明：真正的師者，從不是聚光燈下的主角，而是讓更多人走向光明的引路人。
在法國留學時，陳杰的研究跟高超聲速飛行器毫不相關，在周恒的鼓勵和建議下，她深耕這一領域，相繼在《空氣動力學學報》上發表了兩篇高水平文章。這兩篇文章沒有寫英文論文，也不是SCI。有人問陳杰“虧嗎”，她回答“當然不”。“周先生明確提出來要發表在空氣動力學學報上，可以受到國內特別是工程界的關注。”在周恒先生的倡導下，課題組做研究是從提出并解決問題入手——理論研究要能解決問題，能在哪里起作用，文章就發在哪里。這樣的價值觀是周恒引導年輕人樹立的，也得到周圍人的一致認同。
“遇到一個好導師會讓你走上正確的科研之路。正確不僅是方向的正確，更是價值觀的正確。”陳杰覺得周先生對她的影響不僅是學術選擇上的，還有對待科研的態度上。
在周恒的影響下，團隊不唯論文，不為拿獎，而是單純地為了解決科學問題、單純地做研究。
周恒先生非常關心學校與學術的發展，總能發現問題、直面問題，也能分析問題并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他的每次“批”和“評”都有理有據，雖看似“不留情面”，但卻飽含了對學校事業發展的關注和深情，是“實事求是”的大先生。
能講真碰硬的周先生轉身面對學生時，他的鋒芒便化作溫潤的光。新生入校，他總會偷偷地跑到天大基金會，給北洋勵志金捐款資助困難學生。他總是要求保密，覺得捐款讓別人知道會不好意思。這一“偷偷”就捐了200萬。
天大雙甲子的校慶大會上，作為教師代表，周恒面對百年滄桑，面對全球校友，講述了天大這所中國第一所大學的坎坷與驕傲，也訴說著把天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的期冀與決心。他理想中的天大人才輩出、成果迭出。“這是一個大學最主要的任務，也是要對國家盡的義務，對不對?”
想做的科研已經告一段落，想捐的款已經捐助到位，對天大的“建議”已經遞交。周恒先生走的時候“沒有遺憾”。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先生風骨，山高水長。周先生，天堂安好。
記者手記：事了拂衣去 深藏功與名
周恒先生是天大校園里特別有性格的“天大先生”，犀利、睿智、幽默。
提起天大，笑瞇瞇的周恒先生眼中會閃爍精光，變身“問題捕手“，新工科的方向、評價體系的弊病、科研方法的誤區，他總能一陣見血地提出問題，直言不諱，不留情面。這些詰問藏著他對天大最深沉的愛。
都知道周先生犀利，但大家都喜歡跟他聊天。談笑間，他總能直指問題關鍵又不失幽默風趣，金句頻出。學校想給周先生慶生，向先生請示生日怎么過，他會說：“睡一覺就過了”。學生向先生請教怎么匯報，他會說：“學術PPT講得好不好，就學白居易，去路邊找一位老太太聽或者找個低年級的同學聽，能把他們講懂了，你這個PPT就基本能講清楚了。”媒體采訪，他習慣性婉拒：人無完人，你們媒體總把人寫得太完美了，不敢當。
犀利背后是藏不住。同事記錯他生日，祝福年年遲到，他也不拆穿，說，“這樣挺好，可以晚一天去報道。”他惦記老朋友，會約上老友彭一剛院士去美院附近淘畫，叫上葉升華院士一起逛校園看鴨子，一起偷吃冰激凌，回憶當年他們上學時鴨子是野物不是寵物，飛到學校是可以抓來吃的；他喜歡小朋友，會跪趴在地上陪學生的女兒一起玩耍，也會請同事的孩子去吃西餐，耐心地教孩子們用刀叉，他和孫女頭碰頭開懷大笑的場景被定格畫成油畫，掛在家里最醒目的位置。
周先生總是偷偷地做好事，偷偷地捐款，偷偷地推薦人，因為他覺得這些是他想干的事，該做的事，讓人知道表揚會不好意思。有一次他指著一條老院士捐款新聞調侃說，“你們報紙報這樣的新聞就是為了讓大家捐款吧。我就沒捐過這類錢。”我拆穿他，“您都捐了200萬了。”周先生眼光躲閃，訕訕道“有這么多？我好心疼啊！”馬上轉移話題。不久基金會就接到了“沒有保密”的批評。他很忌諱“某某在周恒院士的影響下取得了某某成就”這樣的說法。在他看來，科研本身就是一場需要前赴后繼的接力，為他人作梯，是學者的本分，他希望更多的人能踩著他的肩膀，觸摸到更遼遠的科學星空。
三四年前，剛查出癌癥時，周先生在辦公室的時間更長了，“我還有本書和幾篇文章沒完成，最好再給我兩年時間。”疫情中，先生帶著口罩騎車上班的背影，是天大校園里別樣的學術風景。完成既定目標后，先生的節奏明顯慢了，有時會調侃生死，話題也越發天馬行空。馬斯克的星艦、黃仁勛的芯片、光刻機的可能、氫電的局限……周先生涉獵廣泛，而且不會人云亦云，對報道中的數據、技術路線，總要做客觀測算與評估，然后非常理性地跟你討論，分享一些相關領域的前沿文章，在潤物無聲中教會我什么是獨立思考之精神。
我的手機相冊中悄悄拍了很多先生“90后”的背影。基金會簽約捐款時他低頭簽字的背影；接葉升華先生出游時并肩慢行的背影；給學生，晚輩泡咖啡時寵溺后輩的背影；騎著自行車去課題組時迎風遠去的背影……
以純粹之心叩問科學，以獨立之姿求索真知，權勢與權威皆不能撼其志。仰望先生的背影，能讀懂何為坦蕩，何為堅定，何為科學家精神，能看到老一輩天大學者如何把校訓“實事求是”刻在脊梁上。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周先生走了，沒帶走一片云彩，卻把精神留下。
